目前，国内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大多以社会学的视角，鲜有关于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空间本身就是区隔身份与阶层的一种方式，蔡晓梅等老师将空间与阶层流动有机结合，以美甲师为例，探讨了在以身份重构为中介的条件下，空间策略与阶层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广州中高端美甲店为案例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美甲师的职业特性对其阶层与身份的建构与重构，以及其在不同空间转换下所进行的身份协商与阶层流动。研究之后发现：①在工作空间中，美甲师通过物质装饰刺激、身体消费规训以及与顾客的人际互动，激发了对城市高阶层的窥视欲望与现象模仿，实现了具化的阶层想象；②在城市空间中，美甲师通过身体与符号两个方面的消费“示同”，没办法实现身份重构与阶层流动，迫使她们采取“返回来源地”的空间策略；③在来源地空间中，美甲师通过展演“城市人”的日常消费、创业与改变居住地三方面的消费“示异”，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与阶层跨越。研究拓展了阶层流动与女性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迁移频繁，社会流动渠道也逐渐开通，形成了基于城乡二元空间的阶层流动现象[1]。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关系，它生产了身份，而特殊的空间，尤其是工作空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促使身份进行重构[2]。多重身份的重构使阶层实现向上流动，阶层的向上流动会打破空间阶层化的状态[3]，因此，空间与阶层流动之间有密切联系。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背景下，阶层流动并不仅仅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垂直的地位流动，城乡空间的流动也隐喻着阶层的流动[4]，即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再返回农村时，其地位要高于原有的村民，但农村居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之中，其阶层被烙上来源地空间的印记。可见，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具有空间转换身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内从空间与身份多元视角研究阶层流动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因此，本文尝试从地理学与社会学相融合的跨学科研究视角来探讨阶层流动的问题。

　　“职业”被认为是阶层研究的基础性变量[5]。美甲师作为一种生产美的职业，被称为指尖上的艺术家，由于其工作空间的特殊性，在异质于自身身份的微空间下通过美的建构实现与更高阶层的对话，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突破阶层区隔，那么特殊的工作空间将对美甲师阶层的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心理将如何指导美甲师的身份重构，身份重构之后是否能实现阶层跨越，若没有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美甲师将选择怎样的协商策略，这些都是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广州中高端美甲店的美甲师为研究对象，将空间与阶层流动有机结合，探讨在以身份重构为中介的条件下，空间策略与阶层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国内关于阶层流动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拓展阶层流动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阶层流动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变化，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实则是多种身份发生重构的结果[6]。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户籍、阶层等结构性因素对身份重构的限制，教育成为进行身份重构的最有效途径，因为教育能使人最大限度地拥有综合资源[7]，教育促使了个人的身份重构，从而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同样，在当代稳定的中国社会，阶层愈来愈趋向于封闭的状态，主导阶层通过种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边缘阶层缺乏利益表达机制，难以获得更多的资源[8]，进而身份重构受阻，阶层固化。因此，身份重构是阶层流动的微观体现。

　　空间、身份与阶层之间是紧密关联的。首先，空间生产身份，同时也促使身份重构。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关系，个体所栖居的空间和地方生产了自我[2]，个人的身份被深深烙上了该空间的印记，是区分我者和他者的重要标识[9]，例如在城乡二元空间结构下，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是基于空间隔离而产生的身份，城市空间开放包容，农村空间保守传统，进而两者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然而，空间所建构的身份不是一种固定存在，而是过程和产物[10]，经历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尤其是在不同空间转换情境下，与迁入地主体相比较，迁入者是他者身份，在互动过程中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群体[11]，迁入者们则需要努力使自我与变化的环境建立有效联系，采取身份协商的策略，实现身份重构，进而降低主体的失落感[12]。由于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存在，个体或群体在通过对空间意义的体验与诠释进而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存在的过程中[13]，不同的个体对于空间的意义以及自身的身份具有截然不同的想象[14]，这甚至会导致现有身份与想象身份发生断裂，身份焦虑由此产生[15]，为了缓和焦虑，人们往往会进行身份重构，缩短现有身份与想象身份的差距，而在消费主义社会，消费是进行身份重构的重要方法之一。

　　其次，社会阶层化是导致城市空间分异，甚至隔离的主要的因素[16]。布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消费习性，这是由自身所占有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决定的，他们在进入不同的消费场域时，会带有自身特有的阶层秉性[17]，比如经济资本高、文化资本低的统治资产阶层，对消费采取的是一种“安逸与便利的享乐主义审美”，而文化资本高、经济资本低的高级知识分子则倾向于采用“禁欲”的审美，支持“所有以纯粹性和纯净性为名义的艺术革命”等，不同的消费审美追求使不同阶层选不一样的消费空间，也就是说出现了消费空间的阶层化[12]。当阶层化的消费空间持续不断的发展，城市空间逐渐呈现出阶层分异，具体表现在居住空间、休闲空间与购物空间，如贫民窟与富人区的出现，高档会所、高档商场与廉价市场的对立，这是由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受到不同的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选择了不同的日常生活空间，同一阶层的人们具有相似的日常生活空间[3]。

　　与此同时，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背景之下，城市与农村成为了阶层的一种隐喻。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对等，城镇和乡村居民在政治经济实力方面对比悬殊，城市居民是强势阶层，而农村居民是弱势阶层，决定了涉及城乡利益的制度必然是偏向于城市，表现在资源分配、城乡交换、再分配等领域[18]。基于此，中国农村居民试图通过地理空间的流动，来寻求新的职业，获取新的资源，以改变社会地位[4]，进而实现阶层的流动，挑战了传统对阶层流动仅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垂直的地位流动的理解。然而，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空间时，并没有转变为市民阶层，并且总体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的“佣人”阶层、“无根”阶层以及“边缘”阶层；另一方面而言，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产生了差异，返回来源地时高于当地的农民。由此可知，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隐喻着阶层的流动，但是个人的来源地却成为决定其所处阶层很重要的先赋性因素，致使阶层烙上空间的印记。

　　综上所述，空间、身份、阶层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空间生产身份，也促使身份的重构，多种身份的重构引发阶层的流动，而阶层的流动势必要打破空间区隔的状态，同时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空间的流动隐喻着阶层的流动。在阶层流动的过程中，遭遇了多种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必然会产生个人的身份协商。因此，关于阶层流动过程的探究应该引入空间这一视角。

　　尽管国内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大多是以社会学的视角，鲜有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研究。社会学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阶层流动的途径、阶层流动的轨迹以及阶层封闭（即阶层流动受阻）。杨传昌等指出教育是社会各阶层较容易获得的资源，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与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是社会阶层实现合理流动的有效途径[19]；姜力等预测了未来的阶层流动，认为弱势阶层和中间阶层成员的水平流动将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趋势，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也会愈来愈大[20]；程启军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已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强化的趋势，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明显弱化[21]等。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也有关于空间与阶层的探讨，主要是集中于社会阶层化的空间分异结构，即空间不均衡分布现象[22]，尤其是关注在中产阶层，如探讨中产阶层的时空特性[23]、中产阶层与休闲娱乐场所的社会空间结构状况[16,24]、中产阶层化过程中的女性社会空间建构[25]等，但是缺乏从空间流动的视角探讨社会底层。因此，本文尝试探讨弱势主体如何运用空间策略与身份协商的互动关系实现阶层流动。希冀拓宽国内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视角，以及丰富阶层流动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通过选取美甲师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探讨空间与阶层流动的互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美甲师属于社会底层，在阶层流动过程中先赋因素继承较少，因此，空间（尤其是工作空间） 对阶层流动的影响较于其他阶层会更为显著；第二，美甲师从农村流入城市空间，带着农民的身份试图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与普通农民工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区别，即工作空间，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与其身份冲突不大的环境下工作，然而，美甲师却是在异质于自身身份的空间下工作，她们的顾客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高阶层，而自己属于社会底层，因此美甲师群体代表了在异质于自己身份与阶层的空间下工作的农民工；第二，美甲是从事身体美行业内部默认最低端的，同时也是最易学、易操作、低风险，因此美甲师群体具有典型性，能够更好地表现工作空间内身份的冲突。此外，本文选取全国四大一线城市—广州作为案例地，广州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阶层矛盾、文化冲突等问题突兀，其样本更具代表性。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研究者于2015 年4 月至2015 年7 月期间对广州有代表性的中高档美甲会所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于2015 年10 月至2015 年12 月初、2016 年3 月到2016 年4 月、2017 年4 月进行了相应的补充调研。研究者对16 位美甲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在40 至90 分钟之间。接受访谈的美甲师年龄通常在16—35 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或高中亦或中专大专。由于研究聚焦于一个比较小的，且内部同质性较高的群体，因此访谈对象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取（即通过某些受访者从而获得更多的访谈对象），但同时会兼顾年龄、工作经验、性别、职位等方面的均衡。此外，研究者通过与受访者建立好友关系，并在访谈后主动添加受访者的QQ或微信，还关注美甲师交流QQ群、美甲师论坛、贴吧等等，以此对调研内容做补充。

　　众所周知，美甲会所是一个消费空间，它的空间生产必定是基于顾客的需要，中高档美甲会所的顾客属于社会的中高阶层，从而这类美甲会所所建构的空间是中高阶层的空间，美甲师以他者的身份，在异质于自身阶层的环境下工作，通过对其空间所建构话语的体验，以及与顾客的互动中，满足了她们对于中上阶层的窥视欲望，同时也刺激了她们的阶层想象。

　　中高档美甲会所将目标客户群体聚焦于社会中高阶层的爱美人士，因此，为了迎合不同顾客的品味，美甲会所分别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着手营造物质环境，以便凸显顾客的身份。美甲会所的家装设计风格分别有简朴淡雅式、华丽高贵式、古典中国风以及豪华气派西洋风。同时，美甲会所通常会很注重店内的气味，香气宜人，不过分浓郁，但又使人印象非常深刻，而这种香气是与店内整体风格相吻合，比如古典中国风通常会选择檀香或沉香等。此外，美甲会所往往会选择播放舒缓轻松的音乐，钢琴曲或流行音乐，曲目选择的标准是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迎合大部分顾客的兴趣和格调。然而，这些满足于城市中高阶层消费品味的物质环境与美甲师农村里的生活画面存在比较大的反差。在农村社会的价值观中，一切以实用性为主，审美性居于次位，例如，农村房屋装修简单粗糙，常见水泥地水泥墙，即使是当地一些较为富裕家庭的房屋装修，在品味和精致化等方面是难以与美甲会所相媲美；再者，在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渐凸出，环境“脏、乱、差”，昔日美好的乡村社会在逐渐丧失，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垃圾污水等废弃物随意排放，河流不再清澈，而是成为恶臭之地。可知，在美甲师之前的日常生活并未较为深入地体验过中高档美甲会所类似的空间，相冲突的物质环境刺激了美甲师的感官，进一步刺激了她们的阶层想象。

　　“由于我们的市场定位是中高档型，那么在装修等各方面肯定是要配套，也要符合顾客的品味，这和我以前在农村见识的完全不一样，农村到处就是鸡屎鸭屎，脏死了……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有时会有自己也是有钱人的感觉”（受访者B）。

　　“在美甲店上班较于工厂打工，那就是环境好，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和顾客一样经常去这样的地方享受……”（受访者F）。

　　大部分美甲师如受访者B和F一样都是来自资源非富集的农村，绝大多数村民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消费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均等的程度，人与人之间无显著的分化，采用“熟人社会”[26]的关系网络与地方性共识进行日常生活与劳作，彼此之间“有分化无分层”[27]，基本上没形成阶层感知（class awareness） 与阶层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28]。而在美甲会所这个工作场所，物质感官上给予的刺激是这些美甲师所生活的农村环境中所不曾有过的，而且过往的认知主要存在于没有实际依托的想象，例如电视里所展演的城市有钱人的生活。但现在这种相对奢华的物质场景出现在可以触摸的眼前，因此，很多美甲师会产生某种富家子弟的自我幻觉，进而有了相对模糊的“我者”与“他者”、“有钱人”与“没钱人”、“城市人”与“乡下人”等阶层感知，但这种感知并没明确的边界，也没形成清晰的阶层意识，只是产生了某种阶层想象，甚至自我身份的迷惑。如果说物质空间的刺激对于美甲师的阶层意识只是浅层次的引导，那么无处不在的身体消费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有更加深层次的规训。

　　人文地理学者觉得，身体实践和身体的物质性是建构特定社会文化事件和社会空间的核心要素[29]。社会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关系，话语被赋予权力，空间话语的建构是固有规则的生产，决定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30]。中高档美甲会所作为消费空间，具有消费空间共有的属性。消费空间必定会构建某些话语体系，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美甲会所的宣传标语大多将美甲与美丽自信优雅相联系，比如“玉指芊芊，风韵翩翩”、“最是那无限风情，绕指尖”等，从而向顾客传达美甲能够让自己会变得美丽自信优雅的讯号，诱导顾客进行更多的身体消费。但是，这与美甲师之前在农村空间下对身体的态度是相分歧的，在农村，身体是劳动的工具，注重的是身体的再生产能力，而城市文化对身体的理解是，身体是用来消费的，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身体消费成为她们满足表现自我、个性追求的出口。美甲师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因此，她们甘愿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并且主动融入城市文化之中。话语在建构他人的同时也规训着自己，美甲师深信美丽对自身的重要性，同时还将意义进行了延伸，积极“转换”对身体的认知，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消费社会，身体既被当做关切的对象而得到自恋式投资， 又被当做忧虑和浸袭的对象而得到‘ 躯体式’投资”[31]。

　　“在我们老家，如果谁把手指涂成红红的或者说像我们很多顾客那样做一个长长的指甲，会被说成是妖怪，手是用来劳动的，把指甲弄成现在这样妖里妖气的，会被口水淹没……当然，美丽的指甲必须和穿衣打扮匹配。我们的顾客都是从头到脚全面改造的。哎，我们一时半会儿学不会，但是好羡慕耶”（受访者O）。

　　可见，美甲师通过直觉认识到身体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投资，美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消费社会，“女性身体没有一平方英尺应当视作不能改进[32]”。女性在消费社会各种审美话语的建构下，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改造。美甲师在这样一种身体消费的强势语境下，开始逐渐接受并且尝试进行各种各样的身体消费，试图从身体出发，重构自己的身份。于是，美甲师开始有效学习工作空间中的这些消费者，从美甲开始，然后美发、美容、化妆、服装饰物、整形等一系列消费活动。这些消费活动，一方面源于对自我身份与来源地文化的否定；另一方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构与工作空间中对人际关系的渴求。

　　“爱美之心人人都有，我平时都会化妆美甲，这样自己会更美丽自信，那些有钱人都更愿意和你多说些话，可以看一下社会上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谁不是漂漂亮亮，一个人从她的穿着打扮就能八九分看出她有没有钱，她的身份地位”（受访者M）。

　　中高档美甲会所容纳了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打破了他们“一种共同地理空间下隔离[1]”的关系，促进了两个群体之间相互了解。由于在居住模式与社会交往方面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化，社会底层与社会中高层在日常生活之中被隔离。美甲师与顾客无论是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方面都存在非常明显差异，顾客属于社会中高层，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文化素养和一定的社会资源，而美甲师处于社会底层，经济条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源都较为匮乏。因此，这两个群体在日常生活空间下处于相隔离状态。然而，美甲师的工作空间为两个不同阶层的直接接触提供了场所。美甲之于顾客，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之于美甲师，不仅仅是工作，同时在与顾客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满足了她们对于社会中高阶层日常生活的窥视，美甲师与顾客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仰视—俯看”的视觉呈现，表达着强烈的“被看”与“看”的权力关系[33]。美甲师对顾客的“财富”、“文明”、“先进”等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想象。相较于自身欠缺的经济资本、较低的学历和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美甲师们羡慕社会中高层人们优越的物质条件、良好的教育背景与素质修养，以及丰富的娱乐生活等。此外，顾客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对美甲师而言，也被纳为她们重点观察的内容。

　　“我们的顾客大部分素质很好，不存在故意刁难的，同时她们经济条件优越，也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穿着时髦有品位，随处可见的奢侈品，LV包、香奈儿啊等等……我有顾客上个月去新西兰度假，很是羡慕，我好些客人都有每年国外度假的计划，业余时间会去学习华尔兹、瑜伽等等，很会生活”（受访者A）。

　　“之前有个顾客是大学教授，谈吐优雅，很有内涵素养，和我生活中接触的人气质完全不一样”（受访者E）。

　　日常闲聊不仅是人们消遣的方式，更是情感表达和寻求情感共鸣的出口。美甲师在闲暇时间乐于和同事共同讨论自己的顾客，尤其是外在打扮或内在的气质明显地表现出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顾客，无论是顾客的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是她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美甲师在这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将中高阶层建构为有钱、有闲、懂得享受生活的群体形象，但同时也令美甲师清醒地想到自己与顾客之间的差距，美甲会所这个空间她们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过程强化了她们的阶层想象。

　　美甲师过去的农村里的生活经历、现实状况，与她们在工作空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形成了强烈对比，刺激了阶层幻想的萌生和不断生长。同时美甲师通过与美甲会所这些顾客的交互，唤醒了他们过去潜藏在心中的有关城市的梦想，城市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又是一个令人遐想的空间[34]。这些顾客的行为对于美甲师在城市生活空间的日常实践具有“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美甲师自身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较为匮乏，并不能完全复制自己所想象的阶层生活，彻底释放内心的焦虑，她们在城市生活空间的日常实践在下文将详细阐述。

　　在消费主义社会，身份的来源并不仅限于职业或专业，而是消费慢慢的变成为形成、创造、维护甚至重构自我身份的重要方面[35]。消费并不仅局限于简单的物质交换，更是基于情感的认同消费[36]，人们的消费是围绕身份认同而进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创造、维持或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37]。美甲师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怀抱着对城市生活无限憧憬与向往，对改变自身身份的渴望。同时在其工作空间的刺激之下，融入城市生活、摆脱原本的身份欲望较其他进城务工群体更为强烈，她们试图通过消费以改变自身的农民身份，烫平自我与市民的身份差异，进而实现身份的重构。

　　为了改变农民身份，更好地实现市民化，美甲师首先颠覆了传统勤俭节约的消费观。美甲师们不愿在消费主义的时代成为消费文化的弃儿，她们不像老一辈或者别的行业（尤其是工厂） 的打工者坚守节俭的消费，相反，他们努力融入消费的大潮中。美甲师群体中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不断滋生蔓延，享乐主义是一种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快乐，人生的最高目的和全部意义就是追求和满足个人的生活享受。尽管美甲师的工资水平在普通进城打工者当中属于中上水平，中高档美甲会所的普通美甲师月薪4000—6000 元，高级美甲师月薪甚至可至万元，但是当中有很多人属于月光族，并没有像老一辈农民工一样有较高的储蓄意识，放弃了老一辈进城务工者两栖消费的策略[38]，消费方式悄然转型[39]。

　　“我是基本没什么积蓄的，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受访者K）。

　　“购物能让我快乐，我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也花了很多钱，钱财乃身外之物，开心最重要”（受访者M）。

　　在改变传统勤俭节约的消费观之后，美甲师享受着城市消费中所带给她们的愉悦感。同时，在从事消费实践的过程中，她们通过与市民阶层“示同”，展现城镇和乡村居民的共同消费品味，这种消费趋同是她们身份想象的结果，而她们所专注的消费类型分别是身体消费、符号消费。

　　身体不单单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更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自我身份认同表达的基本途径[40]。在中国城乡差异的语境中，两种文化塑造出两类不同的女性形象，城市女性的身体受到更多消费文化的熏陶，被塑造为时尚、性感等的载体，而农村女性的身体较少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保留着较多的民间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的痕迹，造成两种不同的视觉差异，因此，为了向市民阶层示同，美甲师试图通过身体形象的改变即身体消费，展现对城市文化的认可、接受、和吸纳。美甲师热衷于穿着打扮，通常会给自己化上精致的妆容，戴上美瞳，做美甲，其中有些美甲师还纹身；甚者，美甲师群体内部对美容整形的身体塑造接受程度较高，有些美甲师已经进行微整形手术如割双眼皮，而有些美甲师则表示在经济收入可观的情况下愿意接受隆鼻、削骨、丰胸美臀等整形手术。美丽的外表、性感的身体、时尚的打扮等身体消费实践，成为美甲师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性探索，诠释她们对自我身份的想象，以及彰显了重构自我身份的意图。

　　高档消费对象和消费空间成为个体炫耀其社会地位及强化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41]。美甲师对消费对象的选择，改变了之前注重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观，而是聚焦于转变为符号价值。她们首先是放弃了贴有“底层身份”标签的低档消费空间，而是转向为偏中等的消费空间。

　　“现在我是接受不了地摊货了，也不会去服装市场买衣服，太没档次了，现在买衣服去的比较多的是天河又一城，也会偶尔去正佳、天河城买几件上档次的衣服”（受访者D）。

　　此外，美甲师热衷和推崇品牌消费，她们使用最新款的iphone 手机，喝星巴克咖啡、吃哈根达斯冰淇淋等，然后拍照晒朋友圈；有些美甲师在消费的时候甚至完全忽略商品实用价值，纯粹追求商品符号价值。美甲师对符号的追逐呈现出在城市生活空间中对身份的强烈诉求，也传递了她们进行自我身份重构的主体性表达。

　　“我上次买了一台单反相机，出去旅行背上它很拉风……其实我也不太会使用，只会使用其中最简单的功能”（受访者J）。

　　消费行为受个体能动性与外在的双重制约[42]。美甲师在践行城市空间下的日常生活中，尝试通过消费和社交网络的建构变换其原本的底层身份地位，并努力塑造自身阶层的光环[43]。然而，事情往往并不能遂人愿，在追逐模仿市民阶层物质消费和生活享受之中她们遭遇了现实的猛烈一击。

　　首先是消费品味的差异。布迪厄在《区隔》中阐述道，个人的消费并不是直接取决于收入和心理偏好，而是取决于习性所塑造的品味。习性是阶层地位与相应的阶层文化的复合体，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综合作用的结果[44]。美甲师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都较为欠缺，这些现实将美甲师狠狠地从幻想的中高阶层生活中拽出来，为了平衡美甲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缓解内心的焦虑，美甲师只能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对于中高档消费场所，美甲师在经济资本的约束下，并不能进入，比如高星级酒店、高档商场；而在文化资本的约束下，类似于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场所，美甲师并没有兴趣；当受制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双重限制时，画廊、音乐厅、高尔夫球场等此类空间是将美甲师群体拒之门外的，因此，美甲师消费空间的选择往往是大众消费场所，最常见的是公园。在美甲师进行符号消费时，自身的经济条件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美甲师非常有限的工资难以支撑“自由”的符号消费，大牌仿货、中低档品牌成为她们无奈的选择。同时在美甲师的居住空间上，也将区隔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居住在治安乱、环境差的城中村，而有限的经济能力水平也不允许她们搬离城中村。因此，在美甲师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很矛盾的画面，打扮得光鲜亮丽的美甲师出入“脏、乱、差”的城中村。

　　“平时我们逛的最多的是商场、公园，最多就是去一些大众化的旅游景点度度假，太高档的我们肯定是承受不了，毕竟每个月工资也不是很高”（受访者C）。

　　“偶尔会在网上买仿大牌的包包，买的比较多的是商场里打折的商品，还有一些店铺里的外贸尾单货，其实质量款式一样的，但是专柜卖的就是要贵很多”（受访者M）。

　　“我是和家人一块住在城中村，虽然不喜欢那里，但是也没办法，没有钱自己出去租小区房，后来也想通了，即使住在城中村，我也要过不是城中村的生活”（受访者H）。

　　其次是新的社交网络关系构建的失败。美甲师从农村流入城市，之前以血缘、地缘建立的农村社交网络难以在城市空间复制。如帕克所强调的，“人作为一种生物，她既存活，便是生活在社区，生活在他的希望中，生活在其他人的心目中”[45]，因此她们有必要进行情感消费，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关系，以获得情感的支持和慰藉。美甲师的工作特性属于工作强度不大，但是上班时间较长，尤其是在生意繁忙的时候，无论客人来多晚，必须服务完客人之后才能下班，因此导致了美甲师的闲暇时间较少。在非常有限的闲暇时间里，美甲师通常会去餐厅、电影院、KTV、购物中心等，但是与她们共同从事这些情感消费实践的对象还是局限于和自己同质化程度高的群体——进城务工者，与市民阶层的往往只限于生产、生活方面，缺乏情感的交流，从而形成区隔状态，这导致美甲师难以真正融入市民阶层，造成了两大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疏离，这反映了美甲师对于市民阶层缺乏归属感，没有办法获得城市身份的认同；而更重要的是，在进城务工者污名化标签影响下，美甲师也没有办法获得城市市民对她们真正的认同和接纳。归属感的缺乏致使美甲师产生“这座城市不是我久待之地”的想法，城市只是她们积累经济资本、学习技能的地方。

　　“服务行业平时工作都比较累，休息时间也比较少，除非是休假，就和我朋友一块出去逛逛街、吃吃美食、看个电影，我的朋友有在卖场卖衣服的、美发的，也有在工厂的，都有……过几年的话，学到了本领，还是想回老家发展，毕竟这里不是我的家”（受访者H）。

　　“其实在帮客人做美甲的时候，我们也挺想和她们聊聊天，但是很多时候客人都是在玩自己的手机，看电视剧什么的”（受访者C）。

　　任何试图脱离个人处境与社会现实的身份建构，都是不存在和不稳定的。美甲师在转变传统老一辈进城务工者消费观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身体消费、符号消费，向市民阶层“示同”，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折射出身份的张力。然而，消费品味的差距注定了美甲师无法融入城市的中高阶层，在情感消费实践的挫败之后，美甲师连普通的市民身份想象都随之而破灭。由此可见，美甲师试图以消费为媒介实现身份重构的意图以失败而终结。

　　阶层化历程的异化往往会造成与常规阶层化的特征、机制或社会空间相异的结果。正如“新白领，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边缘化及其中产阶层化过程中导致了他们社会身份、经济情况和空间特征的重塑”[46]。美甲师在城市空间中经历的“具化想象”和“示同”，实际上异化了她们本身的阶层特征和社会身份。在经历城市生活空间下身份重构失败之后，她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对阶层幻想的满足，而是采取权宜之计的策略，重新返回来源地，试图突破结构性因素对阶层流动的桎梏，能动地“创造”自己的日常生活，重构新的身份，进而达到阶层跨越的意图。

　　首先，美甲师通过向来源地空间人们“示异”，这也是美甲师展示自我的常态化机制。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中国农村乡土生活的典型图照，传统农业社会的乡土气息不仅扎根于农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之中，更外在地显现于他们的身体气质之中，皮肤粗糙、穿着简朴，被规训为劳动的身体。当美甲师重新再回到来源地之时，她们往往会把在大城市养成的消费习惯搬照到农村，同时，向其来源地人们“示异”，展现自己所理解的“城市化”，尤其是身体形象方面，是美甲师自觉且乐意从事的，这样子就能够向家乡人展示自己已不再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丫头，已经蜕变成“城里人”，因此，在农村偶尔会看到时尚性感的年轻女性穿着高跟鞋和短裙，这与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社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由此可见，美甲师的身体已不是劳动的身体，而演变为消费的身体。此外，美甲师喜欢向家乡人炫耀自己在城市里买的品牌产品，比如iphone手机、品牌衣服等，这更进一步验证自己已经“脱离”了农民的身份。向来源地空间人们展现“城市化”以显示自己已经摆脱农民身份，是美甲师试图进行阶层跨越的第一步。

　　“每次回老家都会好好穿好点，好好打扮自己，让家乡人知道我已经不是乡下野丫头了，是见过世面的人，和他们比甚至算得上是城里人”（受访者A）。

　　其次，职业作为当代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人的阶层流动主要在职业框架这一结构中进行[1]，因此改变职业是美甲师实现阶层跨越的必经之路。在城市从事美甲工作的过程中，大多数美甲师抱有强烈的学习渴望，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培训课程，努力提高自身的技能，学习美甲店经营管理知识，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还是为了她们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开一家属于自身个人的美甲店。她们所开美甲店的选址在综合客源、开店成本、离家距离等因素的基础上，通常会选择来源地周边的小城镇，其中有一部分美甲师已经成功了，有了自己的美甲工作室，收入可观，而另外一部分美甲师正在努力的过程中。从进城务工者转变为个体工商户，职业身份的改变是美甲师试图进行阶层跨越的第二步。

　　第三，居住空间的分割是阶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改变居住空间是美甲师进一步实现阶层跨越的日常实践。小城镇房价较低，在2500—6000 元之间，较低的房价为美甲师在城镇定居提供了契机；同时小城镇处于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大城市相比较，社会的阶层分化不太明显，经受过大城市文化洗礼的美甲师与小城镇居民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并不是很大，所以打破社会区隔进入小城镇居民的生活空间，进行情感互动，获得他们的认同，对于美甲师而言，并非难事。居住空间从农村迁入城镇，这是美甲师试图进行阶层跨越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的标志。

　　“大城市的房价太贵，我们是买不起的，但是小城市就不一样了，房价不高，咬咬牙攒一两年钱，家里凑点，首付就没问题了，住惯了城市再回到农村很不习惯，城市里面人的素质高，和他们相处还比较融洽，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城市生活便利，教育医疗资源丰富，我都已经是城里人了，以后也不会再回到农村里的生活了”（受访者N）。

　　在统治阶层试图主宰社会秩序而编织的规训网络之中，人们并非完全丧失抵抗能力，而是进行空间实践，采取权宜之计，进而用选择、拒绝、甚至颠覆等手段干扰统治阶层的意图[43]。在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桎梏下，美甲师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日常生活实践，她们返回来源地，首先是通过向来源地人们“示异”，展示自己身份的转变，然后努力改变自身的职业，最后在来源地周边的小城镇定居，这一系列的日常实践促使了美甲师实现阶层的跨越，完成了她们的蜕变之路。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所建构的空间边界，衍生了城市与乡村的对抗关系以及相互“被污名化”[47]。因此，消弭差异，实现城市与乡村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全面发展任重道远[48]。同时，对于深化社会阶层与社会性别的关系，理解全球化迁移背景下对女性生产与消费的女性地理研究具有现实意义[26]。美甲师等从事美容行业的“农民工”，作为深入城市市民“局内人”的“局外人”，相对与其他农民工而言，他们通过工作空间与城市市民的“亲密”互动，让城市与乡村这种对抗关系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美甲师在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承担“双面人”的角色。一方面，在城市空间中，他们相对不仇富，基本能够坦然接受富人的生活，并且尽可能的从形式上进行模仿；另一方面，在乡村空间中，他们可以理解父老乡村，甚至会用城市学来的城市知识教化乡村人，这种教化也带有某种优越感与炫耀性。因此这些人具有“半乡半城”的特质，在空间范围中，他们不能接受纯粹的乡村景观，也无法融入真正的大城市，因此他们选择具有城乡特质的县城或小城镇实践自己的日常生活。县城或者小城镇为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中介空间，进而也产出了一个中间阶层。美甲师通过在城市学到的美甲技能以及多年的积蓄，实现了从“打工仔”到“个体户”的自我身份转变，进而实现从乡村的底层阶层向县城的中间阶层流动。中间阶层起到了缓冲带作用和桥梁作用，前者使底层向高层流动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后者使底层与高层有效沟通成为可能，相互的对抗会得到缓解。中间阶层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构，能够使阶层流动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阶层流动与身份重构是空间关系的集合。特殊的工作空间强化了人类对于实现阶层流动的欲望，而阶层流动的实现表现在不同空间之下的日常实践与身份协商。美甲师在“融不进的城市，回不了的农村”的矛盾痛苦之中，选择了从“农村—城市中的美容院—城市空间—农村—农村周边的小城镇”进行空间流动，其自身的身份也从“农民—农民工（美甲师） —具有城市特质表象的打工妹—具有城市特质的‘城市人’—小城镇个体户”等不一样的角色的协商，空间策略与身份协商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二者共同作用实现其阶层从“底层现实—高层想象—高层实践—实践受阻—高层想象与实践—中层现实”的阶层跨越。因此，美甲师的蜕变之路也为中国社会底层阶层向上流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可能途径。

　　美甲师是一个多元异质的群体，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工作经验等人口属性对其空间策略与阶层流动具有一定影响。如学历相比来说较高女性其阶层流动与空间策略的主动性更强，选择性更大；男性美甲师在阶层流动与空间策略方面限制因素更加多元，实现身份转换的阻力更多；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上班时间相对较长的美甲师更加容易实现阶层流动，寻找到空间策略的突破口等等。在后续的研究中会对相关属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与探讨，以期得到更多富有学术价值的观点。

　　[3] 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20(3):52-81.

　　[4] 朱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55(6):41-50.

　　[5] 陆小媛.性别缺失：传统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4):21-27.

　　[7]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5(2):21-25.

　　[8] 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J].社会学研究,2012,27(2):1-19.

　　[11]赵晔琴.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3,28(6):193-246.

　　[12]钱超英.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22(4):4-12.

　　[15]唐兴军,王可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与张泉先生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4(5):39-42.

　　[16]汪丽,王兴中.社会阶层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娱乐业的（空间）关系[J]. 人文地理,2008,23(2):43- 48.

　　[17]朱伟珏,姚瑶.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2(4):52-57.

　　[18]任太增.城市偏向制度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55- 61.

　　[20]姜力,李玉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社会阶层流动轨迹及趋势[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3):29-34.

　　[21]程启军.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J].学术交流,2010(1):118-122.

　　[27]魏程琳.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30-39.

　　[33]邹赞.空间政治、边缘叙述与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察析农民工题材电影的文化症候[J].社会科学家,2010,154(2):21-25.

　　[34]苏贾,陆扬.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9.

　　[37]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20(1):4-14.

　　[4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6- 90.

　　[46]吴启焰,刘春卉.边缘化新白领的中产阶层化研究：内容、理论构架与未来[J].人文地理,2015,30(1):40-44.

　　[48]肖黎姗,李新虎,张国钦,等.厦门非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2):183-190.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